民生财政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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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构建民生财政政策体系是体制转型期的现实必然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体现中国的本土性和民生性。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民生财政政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民生财政政策论文篇1

浅谈民生财政本质

摘要:在构建民生财政和财政实践向民生领域倾斜成为大趋势的背景下,民生财政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本文主要以界定民生财政基本概念为研究对象,从财政本质的讨论为逻辑起点,通过分析推断得出:民生财政实质上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以满足民生需要为根本目标的财政模式,是公共财政在我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

关键词:民生财政 公共财政 民生需求

对于民生财政的本质,学术界的解释很多,尚无定论。

第一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与公共财政关系的角度来对民生财政的定义与内涵进行理论解释。贾康、梁季()等认为民生财政就是公共财政,无所谓涵义与内容上的差异。他们指出民生财政不可能脱离公共财政范畴或者对立于公共财政成为一新事物存在,而是同一事物的两种称呼;不可能在公共财政之外单独存在另一个民生财政,也不适合把民生财政划分为公共财政的某一特殊发展阶段或组成部分。张馨()则认为虽然民生财政与公共财政实质上相同,但是其具体涵义与内容上存在差异。

马海涛、和立道()认为民生财政是“窄口径”的公共财政。他们指出民生财政在严格意义上不能成为一个财政体系的标准名称,应该包含在公共财政体系标准之内,或者说公共财政在一定阶段的实施理念,是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在相关民生领域的倾斜。王雪珍()认为民生财政是公共财政改革演进的新实践。由于公共财政在我国的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民生财政的出现是公共财政逐步向民生倾向、不断改革、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是当前我国财政改革的新方向。另外,李广舜()提出民生财政是一种公共财政政策的观点。他认为民生财政其实是为保障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的财政政策;是以公共财政为制度基础,以关注民生最直接、最亟需问题,并以民生支出作为保障和加强的财政政策。

第二类观点是在宏观层面上,从财政目标来把握民生财政的定义。刘尚希(),李塔娜()等认为民生财政,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即是促进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国民消费水平率提高,防范消费差距过大,推进基本消费平等化,增加社会总福利,提高社会幸福指数的财政。单单财政支出上的民生化并不能称之为民生财政,只有把民生的理念贯穿到政策目标、财政决策、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中去,才是真正的民生财政。郝硕博、李上炸()认为民生财政是政府强调的财政目标,借助各种财政工具、政策、措施来实现民众福利最大化。

通过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来减少失业,或直接投入财政资金,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等都是民生财政的具体体现。第三类观点是在微观层面上,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来阐释民生财政的定义,认为在财政支出中民生方面的支出占到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处于主导地位的财政,即可称为民生财政。如安体富(),郑明彩(),嵇明()等认为民生财政就是指在整个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占到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的关系

民生财政是财政实践模式之一,关于民生财政本质的讨论,离不开财政本质的探讨。我国学术界有关财政本质的争论,一般可以分为五类:“社会共同需要论”认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是财政的本质,一切财政活动(分配和生产)都是为了社会共同需要的实现;“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价值分配论”从价值分配的角度出发,重点强调财政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其中包括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价值;“剩余产品论”把社会剩余产品认为是财政的分配对象,社会剩余产品即全社会(包括私人)产品价值减去成本后的生产剩余;“社会再生产论”把财政活动界定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认为财政的本质是对社会再生产的介入,其重点是财政对公共再生产和私人再生产过程的参与。

我们可知上述五种财政本质说经过理论争论和实践检验,以“社会共同需要论”为基础的财政模式——公共财政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公共财政将财政本质定义在满足公共需要范畴内,以满足公共需要为标准给政府收支活动定位,理顺了财政与市场的关系,转变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和财政职能,规定了财政以“公共性”为主的特征。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在这方面马克思曾发表过如下观点,他指出:“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么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所以,有别于私人需要,公共需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公共需要是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这种共同需要不是简单指个人需要的纵向相加,而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对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维持社会再生产运行,对维持市场经济秩序而言,必须由政府行使其权力来满足的需要;第二,公共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是共享性的、无差别的需要,在享用过程中具有非排他性,多一个人消费不会排斥其他人的消费;第三,公众对公共需要的消费需要支付报酬如付费或缴税,但是交换原则不是市场的等价交换,每个消费者的支付是不对称的。

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通过财政的收支活动保证实现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行为。因此,当代中国财政的本质就是公共财政的本质。

民生,是中国语言的特有表达,其字面意义指的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从内涵来看,可以提炼出两层意义:一是对主体而言,指中国的全体人民,整个社会;二是对客体对象而言,包括了从人们生存的“温饱”问题到生活的“福利”待遇,具体指人民群众的吃、穿、住、生、老、病、死、用、行等生计问题。马斯格雷夫曾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公众对政府的需要也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生活水平比较低,以吃、穿代表的基本生存为人们的主要需求;在经济发展中期,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公众对教育、卫生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开始增加;在经济发展后期,公众对上两个层次的需求要求会更高,同时对公平收入分配的要求会增加。

从整体来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长期处于此阶段;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有些省份经济迅猛增长,但是在区域、城乡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目前民众对政府的需求层次同时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和中期阶段,即围绕吃、穿、基本教育、卫生等需要,这些需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或者是保障人们生活,或者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需要,因此称之为民生需要。可以说“民生需要”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民众生活水平与质量相关的一系列共同需要,从这一层面上看,“民生需要”即中国现阶段的“公共需要”,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对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

本文相关结论

满足人类需求是市场主体与政府部门活动的根本动因,因为人类的各项活动目的就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需要决定了市场和政府的基本职能。公共财政学把人类需要分为公共需要与私人需要,市场负责满足私人需要,而财政活动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需要,财政政策目标以及其支出安排都为了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各类公共需要,所以这样的财政模式称为公共财政。那么,满足民生需要的财政活动就可以称之为民生财政,这也是民生财政提法的由来。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民生需要与公共需要的关系,推出民生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即民生财政是中国现阶段的公共财政。

综上所述,“民生需要”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需要”,而民生财政是现阶段政府实践公共财政体制的阶段性产物;因此,本文认为民生财政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以满足民生需要为根本目标的财政模式,它是公共财政在我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

实现民生财政的建议

简单来说,财政主要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收支活动,通过收支活动实现财政目标,而财政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财政收入规模与收入形式一并构成了一国政府职能指向和分配格局的具体体现。同理,民生财政的践行效果也取决于财政收支活动。所以,实现民生财政应该从财政收支两条线并行改革开始。

(一)探寻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根据学者研究而得,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是由各种宏观因素综合作用而得,大体可分为:经济层面因素、政治层面因素和社会层面因素。从实现民生财政角度而言,主要由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因素组成。这是因为目前我国政局稳定、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以及政府干预政策处于逐步转变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具有一定时滞性,影响弹性较小。经济层面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组成。这说明一国财政支出规模的最佳状况需要结合其经济发展水平、现行经济体制和实施的发展战略与政策综合分析。

如果我国发展基调已经由富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富国,那么为了提升人民福利,大力发展建设新农村、促进教育卫生事业、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环境等任务成为首选,就意味着在当前时期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社会层面因素主要体现在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因素,尤其是人口因素,一个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卫生保障、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就大,是推动支出规模膨胀的重要因素。所以,从上述两个层面分析可得,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应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将支出规模与结构向民生需要领域扩大与调整;二是继续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防止人口过度膨胀,同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矛盾。

(二)适度提高财政收入规模,注重与经济增长相匹配

为了加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生需要,加大投入势在必行。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事业和环境保障方面,都要求政府加大直接投入。所以在支出扩大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收入规模占GDP的比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收入规模控制需要谨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意味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切忌杀鸡取卵,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政策环境,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因此需将财政收入适度提高,在投入民生领域为主要任务的前提下,集中政府有限财力,鼓励社会分散财力,采用多元化投资形式。对现行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将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结合。税收制度越规范和完善,其与GDP增长率同步性越大,这是因为税收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际增长。所以,在满足民生的目标下,民生财政的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应该兼顾经济增长状况与支出状况,采用以支出决定收入和以收入决定支出的双重原则,相互制约、相关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财政活动的意义,才能实现民生的财政。

参考文献:

1.邓子基,韩瑜.公共财政与民生[J].当代财经,(8)

2.丛树海.财政支出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王雪珍.构建民生财政—公共财政改革的新视角[J].理论研究,(11)

4.郑明彩.民生财政:公共财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J].市场论坛,(7)

5.李广舜.民生财政刍议[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1)

6.魏立萍,刘晔.民生财政:公共财政的实践深化[J].财政研究,(12)

7.刘尚希.论民生财政[J].财政研究,(8)

8.张馨.论民生财政[J].财政研究,(1)

9.嵇明.关于民生财政的若干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19)

10.郝硕博,李上炸.对民生财政的思考[J].山东经济,(12)

11.李塔娜.论民生财政[J].理论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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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财政政策论文篇2

试谈财政民生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

【摘要】 本文使用1999年到的省级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投入改善农民生活和扩大内需的效果。本文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投入较为有效,西部地区财政卫生投入较为有效,民生支出效果主要反映为替代了居民的自有支出,而尚未起到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进而提出,在加大财政民生支出同时,应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

【关键词】 财政支出 民生 消费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居民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初步消退、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保增长”向“扩内需、调结构”移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这一决定强调了民生改善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把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当前迫切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机联系了起来。事实上,1999—,我国教育、卫生合计投入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也均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尤其是以来,政府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然而,在良好的初衷和现实的大量投入下,现有的财政民生支出是否对改善民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重点投入是否起到了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呢?

从现有研究看,大部分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政府支出,尤其是对民生的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万广华、张茵等,;杭斌、申春兰,;黄学军、吴冲锋,;杨子晖,)。但也有发现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谢子远、杨立群,)。上述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于:仅仅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财政政策效果差异,尤其是没有把农村地区单独提取出来进行研究;选择的财政支出口径过于笼统,没有将用于民生的支出单独表示出来,从而不利于分析“促民生、调结构”的政策意义。

基于现有研究的收获和不足,本文将使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1999年到的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以教育、医疗支出为代表)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的影响,通过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的对照,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支出在各农村区域的效果,并将结果与对应地区的城市消费情况相对照,根据实证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二、民生投入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和效应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消费的恒久收入假说均可以用来解释财政民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它们得出的初步结论能够为本文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符号判定提供标尺。

1、基于恒久收入假说的影响机制

恒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经典理论,在该理论中,居民每期的消费是其一生恒久财富的一个比例,而恒久财富的数量则取决于目前对未来恒久收入的预期。政府的民生支出向居民直接提供了服务,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恒久收入和恒久财富水平,进而居民的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比例(消费倾向)亦会提高。

2、基于预防性储蓄假说的影响机制

按照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居民储蓄目的在于规避和缓冲未来收入、支出和生命周期变动的风险,而中国居民近年来关注的主要风险就包括各项公共服务改革所带来的支出风险。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财政民生开支,能够减少居民购买必需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降低居民支出风险和储蓄需求,进而提高居民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3、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

从方向而言,根据恒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当医疗、教育为代表的民生支出增加时,居民消

费倾向都会增加,我们将之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然而,民生支出不同于货币补贴或再分配,它为居民带来的收入上升或支出风险的降低,都是以提供不可储存的消费品的形式实现的。而民生支出的对象,如医疗、教育服务,本来就属于必需品,占有一定的消费预算,当财政对它们购买和提供的数量上升时,可能会出现对私人购买的替代和挤出,并反而降低居民总消费,我们将其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替代效应。

三、计量方法和结果

1、变量选取和说明

根据上述民生投入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的因变量选用居民消费倾向(即当期消费占当期收入的比重),使用这一指标来反映居民消费率的意义在于,它直接使用与居民生活最贴近的消费性支出和居民家庭收入,比较能说明居民的个体消费行为。为了检验财政民生支出对各地区城市、农村的互补效应、替代效应效果,本文将因变量细分为总消费倾向和扣除了教育、医疗等项目的净消费倾向:const: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cons:农村居民净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医疗保健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

在自变量选取上,本文用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各省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财政民生支出的代表。由于我国财政会计科目设置发生了重大改变,比例计算所选择的指标也需要在进行调整:edu:及以前=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及以后=各省教育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med:及以前=各省卫生经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及以后=各省医疗卫生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

借鉴他人的研究,本文另外加入了几个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解释效果,具体包括:inc:各省农村居民收入,反映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即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的变量,取各省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并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收入;price:各省农村物价变动率,即本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上年之差;yad和oad:各省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即(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

此外,开始,全国逐步开始取消农业税,到已全面完成,这一惠农措施亦可能会提振农村的消费率,本文引入反映农村农业税征收的虚拟变量tax,对当年已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将该变量记作1,未取消的记作0。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各省经济数据取自国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各省人口抚养比数据取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地理划分上,东部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0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市、自治区(在我国经济地理中,北京和上海两市亦属于东部地区,但两市农村人口比重较低(,北京市农村人口比重15.10%,上海市农村人口比重11.39%),且随着城市扩大,农村人口居住地接近城乡结合部,其消费行为将更接近于城市人口,为避免对东部农村人口的消费行为带来异常值,所以在东部农村中不包含北京和上海)。

3、计量方程

本文具体使用的计量方程为:

其中(1)式表示总消费倾向的决定,(2)式表示净消费倾向的决定。

4、计量方法和 软件

在计量方法上,根据数据横截面样本多于时间样本的特征,选择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固定效应;计量软件使用Eviews 5.5版。

5、计量结果

式(1)和式(2)的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粗体表示反映 财政民生支出的自变量。

四、计量结果分析和财政民生支出效果评估

如前所述,财政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包括互补效应(正)和替代效应(负)。对总消费倾向而言,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都会发生作用,民生支出的总影响方向不定;对净消费倾向而言,民生支出应当只具有互补效应;而将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对比起来看,就可以评估出各个地区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如表3所示。

将表1、表2的计量结果与表3列举的含义对照,发现各地区农村的总消费倾向、净消费倾向受民生支出影响的系数均在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未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实证结果,可以初步表明本文的计量方法、变量选取未出现错误。

从实证检验结果看,在东部农村,财政 教育开支比例对总消费倾向无显著影响,对净消费倾向则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东部农村的财政教育开支兼有收入和替代效应,且水平大抵相当,这一开支虽未能提振居民总消费,但也亦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在西部农村,医疗开支的增加会显著地提高居民的净消费倾向,但会带来总消费倾向的降低,这说明医疗开支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有互补效应,但互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这一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原有的医疗基础较为薄弱,所以政府医疗投入容易收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所以医疗投入的增加并未能明显加大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意愿。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对总消费倾向的影响系数不是显著正值,所以在这两个地区和领域,财政民生收入发挥的作用仍主要是替代居民消费,而未起到改善 经济结构的效果。

然而,除上述地区和领域外,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民的消费倾向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就东部而言,财政医疗支出的失效可能反映了东部较高医疗成本使得财政支出杯水车薪的困境;就西部而言,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居民仍需大量储蓄并向其他地区购买教育服务(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的现状或可解释财政教育支出的失效。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失效则可能反映了中部地区既缺少较强经济实力,又缺少足够政策支持的尴尬。

此外,在计量结果中,在东、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反映取消 农业税的虚拟变量(tax)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反映了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亦从侧面表明了对财政民生支出辅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民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只有当消费倾向增加时,财政民生投入才起到了积极效果:民生投入的本意就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民生投入能够起到替代居民民生消费的效果,就表明民生投入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实现了“雪中送炭”;而进一步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增加,即 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则反映了民生投入对改善 经济结构的效果,具有“锦上添花”的意义。基于此价值判断,本文根据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效果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 教育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 较为积极的效果;西部地区的财政卫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教育、卫生投入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带来显著效果。总体来说,财政民生支出的效果还停留在为居民直接提供服务的层次上,未明显起到优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第二,东部和西部民生支出的不同效果,反映出教育和医疗这两类公共品性质的不同:教育相对于医疗而言,是更注重“质量”的公共品,对教育进行的公共投入,如果要发挥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就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教育基础水平为条件;而医疗,尤其是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则是较为容易通过“数量”起作用的公共品,在医疗基础水平较差的条件下,财政医疗开支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更容易发挥,但当医疗水平较高后,对医疗的进一步投入就可能因为医疗服务的较高价格而收效甚微。

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进一步扩大财政民生支出时,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东部地区着重增加教育投入,并在理顺利益关系、平抑医疗价格基础上,适当减少和节约农村医疗投入;中部地区保持现有结构,稳步提高投入水平,以发挥财政民生投入的替代效应为基本目标;西部地区着重增加农村医疗投入,同时提高教育资金投入的效率,将教育资金用在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上。

【参考文献】

[1]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9).

[2] 黄学军、吴冲锋: 社会医疗 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8).

[3] 万广华、张茵等: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11).

[4] 谢子远、杨立群: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2).

[5] 杨子晖: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J].世界经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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