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效应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把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手段，根据各时期经济形势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效果显著。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财政政策效应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财政政策效应论文范文篇1
浅谈财政政策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效应
摘要：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的不平衡现象，而财政政策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与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关联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在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特征进行分析后，全面解析引发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平衡的财政政策制度安排。针对财政政策制度供给不足，本文提出新一轮财政政策改革要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基本目标，对税制结构、政府收入体系、企业分配模式、支出结构等进行若干政策调整。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效应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的不平衡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越来越低，势必会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到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增长的转变。从国民收入两次分配结构看，政府、企业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较快，而居民部门收入比重逐年下降。―，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分额提高了0.8个和6.4个百分点，居民所占份额下降了7.2个百分点;在再分配中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收入比重下降7.7个百分点，政府、企业再分配收入比重分别上升1.8和6.1个百分点;并且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居民部门的收入普遍由上升转为下降或无明显变化，而政府部门收入则上升2～3个百分点。
本文认为，财政政策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与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关联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制度安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手段让政府、企业分配占比双增的形式更多分享了各类经济红利。近年来，我国税收等财政收入的高增长，特别是超GDP增速的连续高增长，首先就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的增长趋势;其次，我国的纳税人目前以企业、组织为主，税收持续高增长，也反映出企业、组织行为的活跃以及收益的增加，传递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自然表现为企业部门的强势。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征
(一)政府收入：宏观税负偏高
宏观税负是指一国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因政府课税而减少的私人部门资源总量，表明纳税人对于国家课税的承受状况。衡量宏观税负一般有三种口径：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中口径宏观税负(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大口径宏观税负(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中，大口径宏观税负真实地反映了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由于政府运作给企业和居民所带来的实际负担。按照上述的收入口径，可以得到我国各口径的收入规模(见表1)和宏观税负水平(见表2)。1999―，我国小、中、大口径的税收收入规模分别从1.06万亿元、1.14万亿元和1.95万亿元增加至5.95万亿元、6.85万亿元和10.7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1%、19%和18.3%。小、中、大口径宏观税负分别为17.5%、20.1%和31.4%，分别比上升4.8、6.6和8.8个百分点。
与国际比较来看，在国外大多数国家中，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来自于税收，因此税收占GDP的比重大体能反映政府支配财力的水平。扣除社保资金后我国宏观税负为27.9%，而工业化国家税收占GDP比重平均为29.9%，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 20.8%，我国宏观税负高于发展中国家，且与工业化国家差不多①。在没有对宏观税负进行科学设定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机制在实践中逐步演化为“政府收入自我扩张机制”，财政超常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以及投资和消费比例等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关系[1]。
(二)企业收入：企业利润增长
近些年我国企业的利润收入大幅度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从4.3%上升至10.2%，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从2.2%上升到4.1%，后有所下降。企业利润的上涨导致企业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储蓄的上升。企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既有企业本身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内因，也有垄断寻租和资源寻租等外部条件，本文主要来看外部条件的原因。
垄断寻租，主要表现在国企特别是央企的高利润与其垄断性和资源独占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90―，实现利润最多的6个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电力等创造的利润占当年全部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50%左右。工业利润向少数行业集中，而且拥有不少国有的垄断性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行业集中度较高。这些垄断性企业凭借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获取了较高的利润，扩大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收入差距扩大又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其高额利润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消费者福利为代价。
资源寻租，主要表现为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以及资源收益征缴少导致企业利润上升。之后，我国的一些传统产业，比如采矿、石油冶炼、钢铁等，行业利润上升非常快。除生产率的提高外，导致利润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种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度的上涨。从1990年以来的年度数据来看，资源收入占比(企业盈余在收入法GDP中的占比)与国际商品价格指数成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相关系数为0.87[2]。而这种大幅度上涨的资源都变成了企业大幅度上涨的利润，因为对于资源行业我国一直都没有改变企业既不缴纳开采资源的特许权费用，也不和国家分享资源溢价收入的制度，因此，资源溢价收入基本上都归企业所有。
(三)居民收入：劳动要素成本、投资收益和转移收入低
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成本、投资收益和转移收入低三个方面，具体来看：
一是劳动要素成本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政策，使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处于劣势;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54%左右，但是此后一直不断呈现下降趋势，到下降至39.7%，有所提高。
二是居民的投资收益及财产性收入较少。1992―，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来自投资收益(包括利息、利润等)的部分不到6.5%，1994年最高时也仅为8.9%，而降为4.2%。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居民还不是生产要素(除劳动以外)的主要拥有者，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并不由居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方式)掌握。
三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支付较低。由于我国提供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及救济等)的责任没有及时地从国有企业转移到政府，因而使居民的实际所得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从资金流量表上看，政府并没有将转移收入充分地转移给居民，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扩大了可支配收入，政府经常转移收支①的差额从的2746亿元扩大至的12582亿元，增长了3.58倍[3]。
三、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格局的财政政策制度供给
(一)税制结构中对于间接税依赖过重，税收调节力度有限
1.间接税的收入功能导致政府收入占比高。作为生产经营环节征收的流转税，由于是对流转额或交易额征税，它将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基础从企业利润转向企业的销售收入，使与企业盈亏无关的流转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符合我国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并提高“两个比重”的要求，因此分税制时被确立为主体税种，目前我国流转税的比重超过了50%。但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占比升高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1994―，初次分配阶段政府部门收入平均占比达到17%，其中生产税净额占比超过90%，而生产税净额主要包括流转税;再分配阶段，政府部门收入平均占比为19.71%，其中收入税只占其中的20%以下，对政府收入占比上升的影响较小。
2.间接税的累退性导致大规模税负转嫁给居民。累退性质的间接税通过两个媒介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大规模税负转嫁的存在，使得税收增长表面上是企业承担，实际为居民承担。一方面，在劳动力供给弹性小的情况下，流转税税负可以向后转嫁给劳动者，使得居民劳动报酬降低;另一方面，流转税可以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向前转嫁给居民消费者，降低了他们的实际收入。二是营业税和增值税重复征税机制造成税负不公平。重复征税是指只要产品发生不同企业间的流转，就会有税收产生，税收负担随流转环节增加而增加。如果把劳务、无形资产视为产品，营业税所包含的重复征税因素和过去的产品税是一致的，而如交通运输、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与居民的住和行都密切相关，需求弹性低，进一步强化了税收的累退性，税负更容易转嫁到居民。
3.直接税调节作用未有效发挥。一是个人所得税分类计征的政策不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由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容易使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使获得多份收入的人费用扣除增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要缴税或缴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缴税的现象。二是财产税等税制尚欠完善。在许多中高收入者拥有了住房等财产、并且随财产的增值不断拉大与低收入者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下，对居民拥有的不动产仍继续免征物业税、赠与税、遗产税等财产税，对存量财富无法调节，显得愈加不合理。目前我国20%的高收入者拥有70%～80%的财富情况下，税收制度对财富积累和积累过快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出来，使政府可做、应做的调节收入分配之事，没有相应工具。
(二)非税收入引发政府收入膨胀，提供公共产品效率低
1.非税收入自生机制逐步形成。―，我国非税收入从0.7万亿元上升至3.3万亿元，占全国政府收入(扣除社保收入)比重平均为38%，而非税收入的大幅增长是导致我国政府收入膨胀、宏观税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到，非税收入不仅有其生存的土壤，而且形成了自生机制。1993年国有企业折旧基金和税收留用资金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后，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收费的渠道受到阻碍，于是通过各个部门来收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成为新的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1996年，当国家继续采取措施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管理后，各地又有了新的生财之道，转向出卖国有资产、土地和其他资源以获取预算外收入。后，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谋取预算外资金的最主要的来源。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给政府带来大量的资本性收入(如土地收益)，这必然大幅提升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①。
2.非税收入大部分没有投入到公共物品上。由于非税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依靠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来实现的，但这些非预算管理的收入却并没有像预算内收入那样用于基本的公共物品提供。预算外收入主要用在基建(1996年前)和行政支出方面(1996年后)(见表3)。而土地收入很大一部分则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土地开发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占土地支出的10.7%和27.1%。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的职能与预算内财政明显不同，意味着借助于“预算外”这种较“软”的预算约束条件，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被分配到约束较小的预算外财政管理机构，加重了地方居民的财政负担，同时也使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相对较低[4]。
(三)政府让渡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分配长期向企业倾斜
1.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征缴制度缺失。1994年税制改革时为了平衡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暂时下放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企业利润的分配权利，把国有资本收益全部让利于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不向国家股东进行分红，将大量的利润留存，类似于无偿使用国有资产，成为我国国有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虽然试行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央本级)，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收缴却较小。―，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而中央企业(包括中央管理企业和部门所属企业)利润高达9445.4亿元。也就是说，中央级次国企利润收缴三年集中到政府收入中的尚不足一年利润的20%[5]。
2.资源收益征收力度小。目前，我国企业上缴的资源租项目有矿区使用费、资源税、矿业权有偿使用费、石油特别收益，尽管税费种类不少，但征收的力度普遍偏小，多数税费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就导致了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国民收入的流失或者低估，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以矿业企业为例，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5万个矿业企业中，通过市场机制有偿取得矿业权的仅有2万个，其余13万个矿业企业是通过行政划拨的无偿方式取得的。再以采矿权为例，目前全国采矿权约为12.6万个，而无偿占有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大约有7万个;同时，在矿产资源开采环节上，向矿业企业征缴的税费标准过低，我国各种矿产资源税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1/3～1/2，―，全国资源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0.56%。
(四)财政再分配调节功能未有效发挥，公共支出欠账较多
1.转移支付的不完善使得政府没有将收入充分用于民生。我国转移支付由于结构性的问题导致政府在获得庞大收入的同时没有充分将这些资源转移给居民。一是由于需要保证地方的既得利益，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虽然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但纳入了中央对地方补助性质的“税收返还”，加剧了不公平性。二是专项补助的项目和内容是由中央和上级设定的，它不可回避地体现了利益和“政绩”诉求，与基层的实际需求往往脱节，加之有些专项还需要地方政府层层配套，更加剧了基层财政困难。三是财力性转移支付多为短期解决新冒出的问题而设立但一直延留下来，或是为了填充财政缺口的缝缝补补举措，真正具有均等化效应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份额较小(仅占转移支付总额13.72%)。
2.公共支出不足。在财政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长期以“增收”为目标的财政激励机制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支出意愿，追求短期增长和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的意愿下降，忽视了社会公共服务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各级政府和部门借口市场化改革，尽量向其他层级政府和社会转移支出责任成了各级政府的一种理性选择。反映在财政支出上，地方政府把大量支出用于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竞争性领域和行政管理方面，而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支出地方政府则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普遍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①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一比例基本在50%以下(见表4)。基本公共产品的欠缺和过度不均衡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通过公共服务体系完成人力资本积累。
四、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目标推进财政政策调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相继对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改过去的效率为主兼顾公平为谋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从而使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性发展阶段。财政政策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重点是调节差异，注重公平，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关系。
(一)以“公平”取代“效率”导向，调整完善税制结构
适当降低一般流转税(如增值税和营业税)并相应提高选择性流转税(如消费税)占流转税收入的比重，逐步推行营业税并入增值税的税制优化改革，进一步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逐步增加直接税，择机征收财产税以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调节贫富差距，引导地方政府关心投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改进而不是投资本身，通过辖区不动产增值实现财政增收;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校正逆向调节分配效应，提高工资薪金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等，应当成为下一步税制改革进程中占据突出位置的改革措施。
(二)变“准预算管理”为“全口径预算”，改革政府收入体系
建立全口径政府预算，摸清政府收入的真正规模，统筹安排政府收入。结合部门预算改革，将目前的全部非税收支分期分批地纳入预算管理，编制综合预算，并在部门预算中得到完全反映，逐步将专户资金直接纳入国库单一账户核算。结合绩效管理重新考虑设计合理、规范的激励机制，逐步切断非税收支与部门的利益瓜葛，真正形成可由财政统筹安排的综合财力，最终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
(三)从“无偿使用”到“有偿征缴”，理顺企业参与收入分配的行为
一是以税利分流为基础全面建立国有企业经营利润上缴制度，确保国家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收益分配权的行使。具体做法可以优先从垄断性行业特别是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开始实行红利上缴，待时机成熟，再面向全部国企收缴红利。二是实行租、税、费分设，为国家行使资源所有者权益提供制度保障。规范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资源税制度，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健全资源税计税依据，将原油、天然气、煤炭的计征办法变为从价定率计征，这样既可以防止资源占有者和使用者获得额外的高收益，又可以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四)由“全能财政”转向“民生财政”，加大对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和支出力度
一是建立以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转移支付体系，做到“一般补助讲公平，专项补助讲效率，慎用有条件专项补助”，使之更具再分配的功能。二是调整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内容和结构，投入的重点是绝大多数人们直接获益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与就业、“三农”、自主创新、环境保护等。三是调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投入结构，改变重城轻乡的投入体制，加大对农村及困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四是建立健全各级政府共同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共享与支出分担机制，将公共服务的支出重心适当向省和中央上移，让省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当减少县乡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吴岷钢,陈颖.我国宏观税负研究[J].国库研究,(2).
[2]樊钢,张晓晶,魏强,刘鹏,吕焱.中国经济再平衡之路[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3]江春,吴宏.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基于收入分配的新视角.破题收入分配改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4]陈颖,吴岷钢.我国非税问题研究[J].国库研究,(3).
[5]贾康.现行财税体制掣肘分配格局优化[N].中国证券报，-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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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应论文范文篇2
浅析我国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把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手段，根据各时期经济形势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效果显著。目前，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了我国间接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我国经济，为应对危机，我国从1998 - 一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后转化成稳健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又酝酿了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再次成功消除了我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风险，该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为什么每当经济面临危机时，或者经济增长处于下滑阶段，我国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应对，其背后的依据和原理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Sorensen B E和Yosha 0()证实了财政政策存在非对称效应，而这种效应主要是由政府部门需要遵循预算平衡所导致的。Tagkalakis A()利用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政策在经济下滑阶段和繁荣阶段对个人消费效应的非对称性，且财政政策在经济下滑阶段刺激效果更好。蔡江南(1990)通过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数据进行研究(赤字情况)发现，我国财政收入对国民收入的作用效果要小于财政支出对国民收入的作用效果，政府若想达到增加国民收入的效果，扩大支出甚至增加赤字的办法要优于调节税收等方法。
刘金全和梁冰()通过VAR模型检验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后得出结论：当经济处于低潮时期，财政政策的反经济周期性质更加突出。郭庆旺等()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而利用增长核算法探讨了我国应采取何种方式的稳健财政政策以确保政策具有可持续性，他们认为，由于我国财政收入政策存在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因此，实施以增收为主要方式的稳健财政政策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效应，所以应实施增加财政收入为主，且尽量保持财政收支同步增长的财政政策。王立勇和李富强()也提出，由于我国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缓解经济过热方面效果没那么显著，所以在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过程中要谨慎把握紧缩程度。卞志村等()通过构建多变量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期，认为财政政策在低通货膨胀时期对产出和价格的拉动效果明显。
一般来说，紧缩性财政政策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指标，那么，实际上等幅度的扩大开支和缩减开支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不等。经济衰退时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优于在经济繁荣时期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果。这种作用的差别，除了由于财政政策的应用方向和力度不同所导致，也源于政策出台时所处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这就是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对于调控经济增长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选择与之匹配的财政政策又是调控效果是否理想的关键。为此，本文以最新的数据为支撑，通过经典的数学工具，进一步挖掘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规律、条件和机理，对财政政策的出台时机、力度大小和结构形式等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等相关数据，通过TARCH、EGARCH、C-ARCH等模型验证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非对称效应，而后通过划分经济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进一步探索不同的经济周期特征中应该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以期为财政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寻找更广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二、基于非对称ARCH模型的财政政策非对称效应检验
1.数据描述与数据处理
本文统计检验利用的主要数据为1996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的实际GDP和财政支出季度同比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经网)，选择季度同比数据可以缩小量纲，且能够剔除季节成分和不规则因素的干扰。文中用 代表实际GDP季度同比增长率，用GCZ代表财政支出季度同比增长率。而后用H-P滤波来提取GDP和财政支出季度同比增长率的趋势成分。
对于时间序列 ，通过H-P滤波使下面的损失函数最小：
(I)式中的第一部分是对波动成分的度量，第二部分是对趋势成分“平滑程度”的度量。序列当中对应的周期成分是) 。其中，A的最优选取是 ，这里 和 ，分别是时间序列当中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标准差。
将GDP和财政支出季度同比增长率的波动成分分别表示为 ，;那么，其波动成分则为(变量前加符号C)： 。具体计算GDP和财政支出季度同比增长率序列的趋势成分(HPGY、HP(GCZ)t)和波动成分(CGYt、C(GCZ)t)，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观察图1和图2，我们发现GDP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周期波动的聚类现象(在某段时间里有幅度相似的波动)。图中的柱状图代表了波动成分(CGYt、C(GCZ)t)，这是我们接下来应用模型的重要参数，也是判别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和财政政策状态的主要依据。
2.非对称ARCH模型简介
对CGYt和C(GCZ)t建立下述回归方程，其中C(GCZ)t为回归因子：
在残差序列中存在条件异方差的情况下，条件方差为如下形式：
上述均值方程(2)和条件异方差模型(3)被称为ARMA-GARCH(p，q)模型。在条件方差模型(3)中，无条件残差 为ARCH项，条件方差被称为模型的GARCH项。
非对称ARCH模型需要在ARCH模型中引入能够描述某种变量的杠杆作用(某种程度的非对称性)的条件，或者在条件方差方程当中引入了非对称性的度量。如果条件方差过程中引入了门限变量、指数变化或示性变量等，GARCH模型就分别被扩展成为TCARCH、EGARCH和C-ARCH模型，我们将分别使用上述三种非对称ARCH模型，全面地检验 财政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本文采用最为简单的GARCH(1，1)模型，估计方法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具体估计通过Eview8.0软件的程序命令实现。
3.CARCH模型的检验结果
首先，CARCH模型中的条件方差方程为 ，我们可以得到模型的方差估计模型的参数，见表l。
非对称效应系数 显著不为零，说明财政支出的波动具有非对称效应。具体来说，就是“好消息”比“坏消息”能产生更大的波动。当出现“好消息”( )时，这里等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 经济的刺激效应，体现为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正向冲击，“好消息”会对时间序列有一个 倍的冲击，这里，即给GDP的波动带来0.5130倍的冲击。出现“坏消息”( )时，这里等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应，体现为对实际GDP增长率的反向冲击，会给GDP的波动带来( )倍的冲击，即0.3632倍的冲击。所以说“好消息”比“坏消息”会给GDP带来更大的影响，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要大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总的来说，当出现“实际产出的反向冲击”时，将导致波动的方差减少0.1498，是正常延续水平0.5130的0.3倍左右。
其次，采用EGARCH模型进行非对称效应检验，其条件方差方程为： ，计算得到ECARCH模型的方差估计参数见表2。 在CARCH模型中，非对称效应系数 估计值显著不为零，模型有非对称效应。当出现“好消息”( )时，该信息冲击会对条件异方差有一个( )倍的冲击，即0.6527倍的冲击。当出现“坏消息”( )时，该信息冲击会对条件异方差有一个a倍，即0.6181倍的冲击;与GARCH模型估计类似，条件异方差中也存在着非对称性，出现“实际产出的相对冲击”能够导致指数方差变化0.0346。
最后，可以利用成分ARCH模型(c-ARCH)进一步分析条件方差当中的持久趋势和暂时趋势，
，如果 ，说明实际产出中的冲击对于暂时波动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估计得到C - ARCH模型中参数的结果如表3所示。
非对称系数 为-0.1582，模型具有非对称效应。本模型中，p=0. 8871，缓慢地收敛于稳态。其中虚拟变量 表示负的冲击，可以解释为负的冲击比正的冲击带来的波动要小，但是这种非对称效应只出现在暂时方程当中，即这种非对称效应是暂时的。持久趋势的一阶差分系数为0.8871，这意味着长期趋势收敛到稳定状态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
为了更为直观地分析非对称性效果，可以基于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方程： ，绘制估计的信息冲击曲线，相对于绝对冲击 和相对冲击 (选取范围为-3到3)得到图3中的曲线。
从图3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曲线在信息冲击小于0时，也就是有负向冲击出现时，比较平缓，而在正冲击出现时比较陡峭。如果财政政策对GDP的相对冲击均为1，在横抽上对应着-1.0和1.0两点，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导致产出波动的标准差分别为 =1.39和 =1.20。由此可见，正冲击使得波动性的变化更大，即收缩性财政政策的效果确实小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
三、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区制关联性分析
1.马尔可夫状态转换的自回归模型
马尔可夫状态转换的自回归模型，即MS-AR模型，模型中用 代表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表示不同条件下的经济状态;用 代表可观测的时间序列向量。MS-AR模型的主要理念为s，决定了 。对于最一般的MS-AR模型，所有的参数条件依赖于马尔科夫链状态( )，我们用M来表示不可观测状态的数量，就是说 ，那么，yt的条件概率为：
其中， 。为可观测的时间序列向量 过去的信息， 为外生变量， 为和状态M相关的参数向量。MS - AR模型根据状态转换概率来实现，状态转换概率即当经济为某种状态i时，下一期会从状态i转化到状态j的概率的大小。可以写为：
转换矩阵(M种状态)可表示如下：
所以，t时刻的条件概率取决于t-l时期的状态，即
2.财政政策在不同区制下的作用机制
将财政支出季度同比增长率滞后一期(GCZ)t-1作为解释变量(如果选择财政支出当期值，结果不显著，这源于财政政策的传导和作用效果有滞后性)，并将其作为区制转移变量;将经济增长GY，作为被解释变量，而M2，CPI季度同比增长率为控制变量，通过不同区制的系数和残差波动的差别，将经济划分为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由此可以在两个区制下分别更有针对性地探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具体估计通过Oxmetrics6.0软件的程序命令实现，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列在表4中。
根据表4的估计结果，经济按照波动率可以划分为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如图4和图5所示。(GCZ)t-1-(0)代表区制l，标准差为2.357，(GCZ)t-1-(l)代表区制2，标准差为5.247。由于(GCZ)t-1-(1)的标准差大于(GCZ)t-1-(0)的标准差，所以区制2为高波动区制，对应于图5的灰色区域;区制l为低波动区制，对应于图4的灰色区域。(GCZ)t-1-(0)的p值为0.581，(GCZ)t-1-(1)的p值为0.001，即财政政策在区制1(低波动时期)不显著，在区制2(高波动时期)中显著。这说明在经济增长波动率较低的时候，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节能力较弱，而经济增长波动较大的时候，财政调控较有效。p-i010}的值为0.9557，p-{011}的值为0.0941，p-{010}显著大于p-{011}，且大于0.9，说明模
型在高波动区制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向低波动区制转化，所以，这个阶段财政政策作用效果的持续性弱;这就是说，虽然财政政策刺激效果良好，但长期内无效，这可能源于财政政策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通胀。
继续检验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的区制关联性。同样，本文将财政支出季度同比增长率滞后一期(GCZ)t-1作为区制转移变量;将CPI季度同比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而M2季度同比增长率和GY，作为为控制变量，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结果，我们把经济同样划分为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GCZ)t-1-(0)代表区制l，其标准差为0.01906;(GCZ)t-1-(1)代表区制2，其标准差为0.05533。区制2为高波动区制，即图7的灰色区域;而区制1为低波动区制，即图6的灰色区域。(GCZ)t-1-(0)的p值为0.174，(GCZ)t-1-(1)的p值为0.014，说明财政政策在区制1(低波动阶段)中不显著，在区制2(高波动阶段)中显著。说明在高波动区制实行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p-{010}的值为0.925410，p-{011}的值为0.0941，p-{010}明显大于p-{011}，即模型在高波动区制不稳定，容易向低波动区制转化。说明高波动阶段，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为短期效应，长期趋于无效;所以，不需要过多地顾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效应。
当经济受到某种冲击处于收缩阶段时，经济无法平稳运行，则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就会较高;而当经济运行不受干扰，处于平稳或者相对繁荣阶段时，其增长的波动率就会较低。我国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1998-经济受到冲击，下行压力较大，所以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波动较大，为高波动区制，这期间我国一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收效良好。-经济逐渐恢复平稳，处于相对繁荣的阶段，且经济增长波动率较低，为低波动区制，政策也就随之转化成稳健的财政政策。-，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受挫，经济增长大幅度波动，我国及时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危机。至今，中国经济从危机中走出，下行压力仍然存在，按照分析结果显示，应该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
四、财政政策作用非对称性的成因
如本文实证结果显示的那样，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阶段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且效果显著。相比较来说，紧缩性财政政策不能够很好地给过热的经济降温。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财政政策非对称效应，通过分析可以把其成因归纳为如下四种：
第一，源于差异个体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预期不一样。一般处于经济萧条或者衰退时期，家庭部门会预期自己可能有减少税收或政府扩大开支的福利，于是，就会支出这部分额外收入，消费刺激了经济的复苏;而在经济过热时期，家庭部门一般不会主动减少消费，这就加剧了经济过热，由此就导致了财政政策实施前的非对称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给家庭的预期是不同的，人们更容易受到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鼓舞，不容易受到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约束;从政府部门来看，他们企图刺激经济复苏的愿望一般要比在经济稳定时期维持繁荣的需求更加急切。上述两个角度都导致了财政政策实施后的非对称效应。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或衰退时期拉动消费的能力高于经济繁荣时期控制消费的能力。
第二，源于资本市场上存在利率的挤出效应。一般来说，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也可能产生引致效应(互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刺激居民消费。但是，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也会产生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即政府一旦扩大开支，就会抑制居民消费以及投资的增长。就是说，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很好地刺激需求，但它也会把原有的资金从本来的预算中挤出，流向其他的领域，从而导致利率上涨，恶化私人投资状况，进而影响财政政策效应的发挥;而紧缩性财政政策不存在挤出效应。从这个角度也加剧了非对称性。
第三，源于现实经济中存在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一般来说，大多数企业都有工会组织，工资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向下变化，因为向下激励会引起员工的消极情绪和悲观预期，所以，工会等部门通常都是向上激励。这就使工资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更容易随之上涨，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没有相应的灵活性，即在萧条时期，工资水平很难随之下调，这就使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不会被抵消，而使政策的效果充分发挥作用。综上所述，工资水平对扩张性财政政策更敏感。
第四，源于政府方面的约束。首先，当经济稳定在增长阶段，政府通常会使税率以很慢的速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财政收入在初始阶段随GDP的增加而增加，但随后会渐渐恢复初始水平;而在经济收缩期，税率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其次，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在经济形势不乐观时期也要遵守平衡预算原则，这就使得政府不能够轻易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缓解压力，就是说政府难以从市场上借款和融资，从而限制了这个时期消费的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一定的盈余为萧条时期做准备，否则，萧条时期政府部门的财政扩张效应会被削弱。我国政府在这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要更为谨慎，加之我国政府在融资方面的限制较少，所以，我国在经济萧条阶段具备刺激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实力。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张力更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本文通过对GDP和财政支出的趋势分解，以及运用TARCH，EGARCH，C-ARCH模型分析证实了经济运行过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非对称效应的存在，并且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小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所以，当经济处于萧条或衰退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良好;在经济繁荣阶段，紧缩性财政政策效果欠佳。自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回落的状态，这使得我国本来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模式出现了改变。从增长速度这一方面来看，由于出口量下降、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存在轻微的通货紧缩现象，增长速度在缓慢下降，可以把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视为一种微收缩阶段，所以，可以优先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辅以其他政策。
第二，本文把导致财政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的因素归结为人们预期形成的非对称性、挤出效应的非对称性、价格调整和政府决策的非对称性，但到底是哪种原因占了主要地位，在目前的研究中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和市场标准。当然，由于财政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确存在，表明导致这种非对称效应的四类因素也在现实经济中发生了作用。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工资水平随之下调的可能性很小、我国政府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容易举债，且政府部门刺激经济复苏的愿望很迫切，这就导致了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比较畅通，这样，财政政策更容易对实际产出产生作用。所以，现阶段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合适的。
第三，本文基于MS-AR模型划分了高波动和低波动区制，发现高波动区制对应的时期恰好为经济低迷的阶段，而低波动区制对应的阶段恰好为经济运行良好的时期，这与趋势分解的结果相一致。我国在经济增长波动率较高的阶段适合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要注意不宜
长期使用;在 经济增长波动率较低的阶段应使用稳健性 财政政策。但两种财政政策之间的转化并非易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转变速度的把握。首先，需要分辨当前经济是处于高波动阶段还是低波动阶段，如果市场的内生动力已经不再依赖扩张性的政策刺激，那么就可以将财政政策转为稳健型。其次，需要把握转变速度。如果政策转变太快，则不够柔和，可能会引起其他经济变量的波动，反而会妨碍经济的复苏;而如果政策转变得不够快，过于拖沓，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副作用就会被释放出来，增加了通货膨胀风险，甚至可能会使经济再次回落，陷入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