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论文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大财政支出,增强对民生工程的关注,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积极财政政策的论文篇1
论积极的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一项重要 内容 。事实上，在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同时，在外部经贸 环境变幻莫测，对国内 经济 发展 的正面或负面 影响 很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适时适度地扩大内需，着力调动、引导和刺激我国即期与潜在的有效需求，无疑已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之所在。为此，作为宏观需求 管理重要手段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在扩大内需中的协调配合运用， 自然 成了倍受国内外关注的一个 热点 问题 。那么，何谓积极的财政，它的作用条件如何，它有什么性质和特点，今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向?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去年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 社会 背景和政策涵义的。我理解，至少有如下三点：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 中国 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 金融 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 企业 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
中外的经济 理论 表明， 现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 影响 。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 经济 ——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 发展 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 问题 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 研究 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 分析 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 农村 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民间和 企业 投资替代。 社会 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 金融 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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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的论文篇2
浅析财政赤字与积极财政政策
对于财政赤字的是非利弊，历来有着不同的评价。新 中国 建国后，奉行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原则。从1951～1978年的28年间，仅有10个年份出现财政赤字，赤字数额比较小，一般在2亿～20亿元之间，只有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赤字数额较大，1960年赤字最大，是81 8亿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分配制度，分配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除了1985年外，年年有财政赤字。改革开放之前发生财政赤字，主要是中央政府追求高的 经济 增长速度，安排的建设规模过于庞大，财政支出脱离实际以至形成赤字。
改革开放之后发生财政赤字，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向单位和个人倾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也持续下降;然而在财权分散时事权并未同步下放和减少，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财政收支结构未能适应经济形势转变而同步转变，财政支出有增无减，其结果是财政捉襟见肘，虽然一直强调财政收支安排适度从紧却难以之间现收支平衡。
不过，那时候是有财政赤字而在数量上无论是绝对量还是来字占财政收和的比重，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相比都是比较小的。这也就是说对赤字是控制得比较紧的。虽然年年有赤字，但并非主动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而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改变快与政府职能转变慢，彼此不够协调而形成的被动无奈的结果。
1998年以后发生重大转折，正是从被动无奈的有财政赤字，转变为主动利用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在1982年，为17 65亿元，虽有赤字，为数不大。到1997年时财政赤字为582亿元，而到时财政赤字达到了098亿元，如此大幅度地增强财政赤字力度，其目的是应对紧缩压力，弥补 社会 总需求不足的缺口，在有可能出现经济下滑威胁时刺激经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国家应该不应该以财政赤字来满足其支出的需要?一般认为，国家在面临战争等非常情况的时候，国家应该运用赤字手段，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存在“是”和“非”两种不同的看法。是和非的 问题 ，实质上是好不好的问题。“好”还是“不好”，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由 政治 、经济、文化、道德等多种因素 影响 下形成的，因此对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财政赤字，或者同一社会制度在不同 历史 发展 时期的财政赤字，都会形成不同的判断。其中，最主要的判断的评价尺度是财政赤字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财政赤字究竟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阻碍经济发展，国内 理论 界对此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赤字有害论，认为财政赤字必然损害经济发展;二是赤字无害论，认为财政赤字只会促进经济发展，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经济增长;三是适度财政赤字论，认为财政赤字是否影响经济发展，关键要看财政赤字的规模，不能绝对地说赤字有害或赤字无害。在1998年之前，理论主流是赤字有害论。探究它的原因，又和财政赤字会不会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相联系。
财政赤字会造成国民收的超分配，是指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和职工工资高低都由国家直接控制，财政收支的绝对界限接近于社会剩余产品价值，那时候财政不能打赤字预算，一旦财政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赤字，便意味着原来安排的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和个人之间的已经作出平衡的分配后政府部门又另外增加一块支出;然而当时城乡居民的收水平很低，并无余钱可供储蓄。
政府增加的这一块支出没有相应的资金来源，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过了头，出现了超分配，造成了不平衡。这会给当时的短缺经济增添很多麻烦，在价格不能变动情况下会加剧短缺，给经济运行造成紊乱，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了从传统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可是在普遍的投资饥渴下，社会总需求过旺，在已经安排的国民收分配计划之外再扩大财政赤字，便会加剧求大于供的矛盾，在价格已经放开的情况下便于会刺激物价上升，形成通货膨胀。那时候得出财政赤字有害的价值判断，是实践的 总结 。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部门倾斜，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高，余钱日多，储蓄存款日长夜大，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一定会引起国民收入的超分配，财政赤字也并非必定有害了。
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一般有三种：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借债(包括内债和外债)、向银行透支。而财政向银行透支的弥补又有三种方式：压缩一般性贷款、增发货币(铸币税)、过量增发贷币(通胀税)。我国没有财政结余可供动用， 而从1994年起已不允许财政向银行透支，因此，如今我国发生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汇。这样，从现象上看，财政赤字表现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国家财政支出的差额，但如果深入 分析 ，就会发现财政赤字是国家为实现宏观目标，领先国家政权信用进行国家宏观调控的表现。从这个角度，国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目标，依靠国家坚实与稳定的国家信用调整和干预经济，是国家在经济中加强作用的一个表现。
中国民间常说，“冷在风上，穷上债上”。这是就家庭经济而言的。但国家举债与家庭举债不一样，因为国家向全休国内公民举债，等于公民自己欠自己的债。从整个社会来说，国债的借入或者归还，都不会改变国民收分配的总量。有人认为国家公债是国民收放的超额分配，是寅吃卯粮，国债的累积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这是把国债这种国家信用的性质误解了。因为从整个社会看，内债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总量。但是从国民收或者国民财富的总量上来说的。至于从部门和个人的角度看，发债还是千万了社会各部门收入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不过那不是国民收出现超分配而是国民收如何通过国家信用再分配的问题。
财政赤字是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财政赤字的“是”、“非”、“好”、“坏”，还要看宏观 经济 状况。只有在 社会 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如若社会总供需已经平衡或者社会总需求已经大于社会总供给，那就不能搞财政赤字或者扩大赤字，否则就会加剧供需矛盾，成为“非”和“坏”了。我国在对待财政赤字方面曾经先后出现过积极平衡论、缺口动力论、赤字适度论和周期平衡论。
所谓积极平衡论是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把1956年的反冒进批评为消极平衡，为追求计划的高指标，增长的高速度，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经济热了还要再热，在社会总供需已经很紧张状况下扩大财政赤字累计达169亿元，火上浇油，加剧紧张。1974～1976年时“”本已把经济搞得很糟，缺口很大，却制造“缺口动力”的谬论，连续三年通过财政赤字扩大基建规模制造“政绩”，结果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
曾有人把我国过去出现过的这些 理论 和凯恩斯的运用财政赤字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等同起来，却没有认识到凯恩斯理论所 分析 的环境是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我国过去的积极平衡论等面对的是经济过旺，社会总需求过旺。因而，前者提出财政赤字是对症下药，而后者出的赤字无害论等却成了谬论。前后两者不能等同齐观，而积极财政政策也不能和过的平衡论等同齐观。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赤字之所以为“是”而积极平衡论的财政赤字之所以为“非”，正是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完全不同。
从财政经济理论的 发展 过程来看，古典 政治 经济学派反对财政赤字，因为那时候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开拓期，市场广阔，萨伊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实现供需平衡正反映那时候的环境条件，这就不需要利用财政赤字来进行宏观调控。何况财政赤字扩大了政府开支，不符合当时所持的廉价政府的信念。然而后来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潜在生产能力不能利用，失业严重，于是凯力斯学派便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财政赤字被用来弥补社会总需求缺口，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刺激经济的手段。然而到上世纪70年代，长期使用财政赤字政策使滞胀频繁出现，新的环境条件已不能再采用凯恩斯学派的药方，于是又有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应动而生，可见，对于某一政策措施的“是非好坏”评价要看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
我国自从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至今已经进入第6个年头。实践证明这项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着许许多多与此有关的 问题 需加探索，在探索时势必会涉及到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的及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 。前些时，经济理论界的一些人士(包括笔者在内)都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不宜长期实行，需要逐步淡出。但是，前些时“非典”肆虐，对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对人们的心理状态的冲击是深刻的，由此有可能引起消费结构与消费增长量的变化，引起储蓄的非正常增长，使用本来预期的民间自主投资增长会推迟或者变更方向，这样，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及进度需要重新选择。总之，财政赤字的“是非好坏”判断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需要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认真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对策选择。
参考文献：
[1]改革开放后最早 研究 财政赤字的论著请参阅戴园晨《从宏观经济决策控索消灭财政赤字的途径》， 中国 社会 科学 ，1981，(5)
[2]1978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81亿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储蓄1元钱
[3]上述分析是指内债而言的。至于外债则是实实在在的债务，借入时增多了国民收入可分配额，归还时减少了国民收入可分配额